摘要：胸痛中心建设在我国经过十余年发展，已经实现区县覆盖率96%，地级市覆盖率99%，基本建成覆盖全国的急救网络，并使得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院内死亡率显著降至3.4%。然而，心肌梗死合并心脏骤停、心源性休克和恶性心律失常、A型主动脉夹层及高危肺栓塞等重症患者的救治效果仍不佳。为完善区域急救体系，降低重症胸痛患者残余死亡率，推进高级胸痛中心建设成为必然。其关键是：救治团队、救治速度、救治决策、救治设备和救治效率。

1.我国胸痛中心建设成效与挑战

截止2024年，全国胸痛中心数量已达5947家，其中2994家通过认证，救治了约1834万例急性胸痛患者。胸痛中心建设作为我国心血管疾病急救体系改革的关键举措，自2013年启动自主认证以来，已取得显著成效：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levated myocardial infarction,STEMI）患者再灌注比例得到显著提高，平均入门到导丝通过时间整体呈下降趋势，住院时间及住院费用均逐步降低。与胸痛中心建设前急性心肌梗死患者10%以上的平均死亡率相比，2024年标准版胸痛中心单位STEMI患者院内死亡率仅为3.11%^[1]。

然而，随着疾病谱变化和胸痛中心建设的深入推进，质量提升面临瓶颈。当前死亡率下降主要惠及普通胸痛患者，而重症胸痛患者构成的“残余死亡率”问题日益凸显。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脏骤停或心源性休克患者死亡率约为40-50%^[2]。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A型主动脉夹层的总体死亡率仍偏高，约14.3%。另外，由于基层单位缺乏溶栓条件和肺血管介入治疗能力，我国高危肺栓塞的治疗率仅为31.9%^[3]。为突破上述瓶颈、改善重症胸痛患者预后，胸痛中心执行委员会提出高级胸痛中心规划建设，推动具有胸痛危重症救治能力的医院积极发挥区域辐射作用，提升本地区胸痛相关的危重症救治能力，构建针对重症胸痛患者的区域协同救治体系。

2.高级胸痛中心的核心架构

2.1 组织架构设计：多学科协作与区域联动

高级胸痛中心的组织架构建设，是实现重症胸痛患者系统性救治的基础环节。在高级胸痛中心建设及验收标准（2025年3月发布，后称标准）中明确指示，具备危重症救治能力的中心医院应在区域内发挥辐射带动作用，通过标准化的组织管理、上下联动机制和多学科协作平台的整合，实现对区域内急危重型胸痛患者的快速识别、精准救治和高效转运，从而有效降低死亡率并改善远期预后。

一方面，标准要求高级胸痛中心内设立由医院分管副院长牵头的胸痛中心管理委员会，统筹协调急诊科、心内科、心外科、心脏重症监护室、介入导管室和检验科等多学科力量，配备危重症多学科救治团队，如院内心脏骤停抢救团队（rapid response team,RRT）、急诊冠脉介入治疗团队、紧急循环支持团队、主动脉夹层/主动脉瘤急诊介入和外科手术团队、肺栓塞快速反应团队（pulmonary embolism response team,PERT）和冠心病重症监护室（coronary care unit, CCU）管理团队，保障重症胸痛患者救治连续性。另一方面要求高级胸痛中心必须建立稳定的区域协同网络，通过建立快速转诊通道、开展移动体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ce oxygenation,ECMO）、携带主动脉内球囊反搏（intra-aortic balloon pump, IABP）等床旁支持手段，实现危重患者的安全转运与跨机构管理，提升区域均衡发展水平。

大量研究证实，具备心血管重症救治能力的中心医院在区域内建立高效的协作网络后，可显著提高重症胸痛患者的抢救成功率。尤其在主动脉夹层、高危肺栓塞和心肌梗死合并心源性休克等患者中，能有效缩短诊疗时间、降低病死率^[4–7]。因此，这一“以高级中心为核心、区域网络为触角”的协同体系，是当前我国胸痛危重症体系建设的关键举措之一。

2.2 硬件配置升级：生命支持与快速诊断

硬件配置是高级胸痛中心实现重症胸痛快速识别、高效处理和系统管理的物质基础。标准要求高级胸痛中心必须具备完善的急危重症处置能力，重点体现在循环支持设施、床旁快速诊断工具和重症转运设备三个方面要求，并可通过指标考核与实践节点追踪评估建设效果。

首先，中心需具备完整的循环支持能力。标准要求至少配备2台IABP和1套ECMO体外膜肺氧合系统，能够对心源性休克、心脏骤停和暴发性心肌炎等危重患者实施快速床旁干预。这类患者常伴有低灌注状态，若无及时机械辅助，病死率极高。IABP和ECMO的配置不仅是抢救成功率的重要保障，也反映医院危重症胸痛患者收治能力的上限。

其次，需具备精准快速的诊断系统。包括床旁超声、即时检验（point-of-care testing,POCT）平台、动态心电图、心脏标志物快速检测仪器（如D-二聚体、肌钙蛋白和N末端B型利钠肽原等），用于主动脉夹层、肺栓塞、恶性心律失常和急性心衰等多种非冠状动脉性胸痛的快速鉴别。

此外，高级胸痛中心应构建以重症胸痛响应机制为核心的协同系统。中心内部设置各疾病救治团队，并与相关科室建立联动机制，确保患者一旦确诊可尽快完成治疗决策。对区域内基层医院无法救治的重症患者，应能够提供移动ECMO转运、远程会诊与快速对接救治流程等支持。

防治体系还必须向前延伸，中心承担公众培训和预防职责。标准明确指出高级胸痛中心应开展年度公众科普培训，内容涵盖胸痛识别、心肺复苏（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CPR）培训、自动体外除颤仪（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AED）使用演示等。研究表明，院外心脏骤停患者在接受高质量CPR的前提下，其存活率可提高至25-30%^[8]，远高于传统被动等待120救援模式。

整体而言，硬件配置升级不仅是技术堆叠，更是快速诊疗系统的支撑。通过完善生命支持设备、构建高效诊断平台、落实流程化响应机制并推动科普教育。高级胸痛中心能够有效缩短重症胸痛的死亡三角时间，显著降低病死率，为建设区域一体化胸痛救治体系提供核心支持。

2.3 流程优化策略：标准化与智慧化

流程优化是高级胸痛中心核心能力的重要体现，旨在通过标准化、智能化手段，实现对重症胸痛患者“早识别、快决策、强联动、全程质控”的闭环式管理。标准提出，高级胸痛中心需制定涵盖急性心肌梗死、主动脉夹层、高危肺栓塞、心源性休克和恶性心律失常等重症胸痛疾病的专病诊治流程，突出时效性、系统性和精细化管理目标。

高级胸痛中心要求将“以时间为导向”的诊治路径嵌入日常工作流程。需要循环支持的患者，入院至启动IABP或ECMO的时间不超过30分钟；所有主动脉夹层患者要求60分钟内完确诊，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接受手术治疗的比例逐渐增加；高危肺栓塞患者，除要求中心具有肺栓塞急诊介入和外科取栓的能力外，还需建立PERT响应机制并确保90分钟内启动。

智慧化是高级胸痛中心流程化的重要延伸。标准要求高级胸痛中心可通过远程心电图、移动终端机人工智能辅助分析技术，对基层医院上传的患者治疗进行实时阶段，实现“云端初筛、院前识别、路径前置”三位一体的早期管理模式。现已有部分中心部署人工智能心电图算法辅助判断胸痛风险分层，提前激活绿色通道，显著压缩“诊断-决策-启动”链条^[9]。

研究表明，建立流程标准化和信息系统支撑的胸痛中心，在降低院内死亡率、缩短治疗延迟方面效果显著。我国研究表明，通过流程图规范主动脉夹层救治后，主动脉夹层的住院死亡率由16.3%降至12.1%，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手术率由42.1%提升至61.1%^[10]。流程的标准化和智慧化不仅是运行效率的保障，更是提升重症胸痛救治质量、改善患者预后的重要基石。

3.关键诊疗技术进展

3.1 重症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救治

STEMI是胸痛中心救治的核心病种，高级胸痛中心不仅需具备常规再灌注治疗能力，还应能应对更具挑战性的危重症心梗患者及如主干、钙化、分叉和慢性闭塞病变等的复杂冠脉病变。

高级胸痛中心建立急性心肌梗死危重患者专属流程图，包括是否预置IABP或ECMO、是否植入临时起搏器及后续血运重建策略的制定。对于循环不稳定或高风险患者，应在机械循环支持下开展介入治疗。高级胸痛中心要求具备IABP和ECMO的现场启动能力，在介入术前对患者行相关血流动力学评估，明确需要支持干预者需提前建立通路。研究显示，IABP、ECMO或Impella支持下的PCI可显著改善高风险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源性休克患者的生存率，尤其是持续有低灌注表现的患者^[11–13]。将机械循环支持纳入统一流程管理，并结合术前多学科决策的模式可将STEMI合并心源性休克患者30日死亡率降低近20%，明显优于常规治疗组^[14]。

同时，高级胸痛中心强调术后重症监护和综合评估能力。术后患者收住心脏重症监护室并接受机械通气、肾功能支持和感染控制等综合治疗。对于术后高危人群，应通过相关预测模型结合心功能等指标制定个体化随访计划。因此，对于急性心肌梗死危重症诊治流程和方案的制定和优化是高级胸痛中心质量改进的核心要素。

3.2 主动脉夹层的综合救治

主动脉夹层作为一种发病突然、进展迅猛、死亡率极高的致命性胸痛疾病，是高级胸痛中心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诊疗领域。特别是A型主动脉夹层，若未及时接受外科干预，24小时内死亡率近50%^[15]。因此，快速识别、高效转诊、多学科联动和外科或介入手术干预是降低主动脉夹层病死率的关键手段。

在组织架构上，高级胸痛中心需有主动脉夹层/主动脉瘤急诊介入和外科手术团队。流程管理上，需实施主动脉夹层救治路径图，并建立主动脉夹层病例追踪档案，以利于流程改进。研究表明，在建立胸痛中心流程化管理模式后，主动脉夹层的急诊处置时间、院内夹层破裂发生率，院内及远期死亡率均较以前下降^[16]。

除急性期治疗外，高级胸痛中心还需建立主动脉病变高危人群随访机制，形成“早识别、快干预、严管控”的主动脉病变防治闭环。主动脉夹层综合救治能力是高级胸痛中心建设中“分水岭”式能力。只能依靠先进设备、多团队协作、高时效指标质控和手术干预的能力，才能真正意义上降低该类重症胸痛的早期致死率与远期并发风险，改善患者预后，实现重症胸痛的全面救治目标。

3.3 高危肺栓塞的综合救治

肺栓塞是导致胸痛的又一重要危重疾病，高危肺栓塞患者的院内死亡率可达28.3%^[17]。对肺栓塞的早期识别、精准分型、快速干预是高级胸痛中心能力建设的核心要求之一。标准要求高级胸痛中心必须具备肺栓塞的分型和救治能力，尤其对高危肺栓塞患者应能完成溶栓、介入和外科取栓手术等多路径治疗方式，并在入门60分钟内明确诊断和制定治疗方案，并且要求高危肺栓塞患者院内死亡率不超过15%。近年来，肺栓塞快速反应团队（PERT）肺栓塞快速反应团队在急性肺栓塞管理中的价值逐渐凸显，能缩短诊断时间和决策延迟，提高治疗效率，缩短住院时间，而在降低出血风险和改善远期死亡率方面的暂缺乏相关证据^[18,19]。但是针对高危肺栓塞患者，PERT的多学科协作机制和个体化治疗方案（包括溶栓、介入和外科治疗）不仅能减少患者住院时间、住院费用，还能改善患者近、远期死亡风险^[20]。

我国目前对于肺栓塞的治疗瓶颈主要集中在高危肺栓塞人群，常因缺乏快速识别机制和高效转诊通道，导致错失最佳干预时机。因此，高级胸痛中心的建设和推广，在强化PERT多学科联动、标准化救治流程和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有望改善我国高危肺栓塞患者的早期识别率和远期生存率，为肺栓塞的精细化管理与区域协同救治提供坚实支撑。

4.高级胸痛中心的质量控制与持续改进机制

高级胸痛中心在具备重症胸痛患者救治能力的同时，还需建立覆盖诊断-治疗-转运-监护-出院-随访全过程的质量控制和改进体系。首先，在核心指标监测体系方面，高级胸痛中心纳入关键时间节点指标。此外，为实现数据驱动的持续改进，高级胸痛中心要求设立质控专员，负责日常数据审核、指标监测、质量例会、问题整改追踪，并定期接受国家胸痛中心总部的远程质控评估。

目前胸痛中心的质量控制和持续改进大大降低了我国STEMI患者的门-球时间，这一举措不仅能减少患者的住院时间和费用，还改善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发生风险^[21,22]。针对A型主动脉夹层，中心需要设立目标管理，推动院内快速识别、术前评估等关键流程持续提速。高危肺栓塞则要求缩短患者入门至确诊的时间及增加溶栓或介入/外科手术治疗的比例。这类持续改进项目使高危胸痛患者在关键时间窗内获得及时干预，从而提高生存率。

质量控制与持续改进不仅是高级胸痛中心规范运行的基础，也是实现重症胸痛患者全流程管理的制度保障。通过系统性质控路径与数据驱动管理模式，重症胸痛患者得以及时救治、改善预后，也使高级胸痛中心在院前院内协同、流程效率提升中发挥关键作用。

5.展望

高级胸痛中心建设是我国胸痛救治体系由“覆盖率提升”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通过构建以“多学科协作、区域联动、危重症救治”为核心的运行体系，高级胸痛中心不仅显著缩短了重症胸痛患者的救治时延，还有效提升了主动脉夹层、高危肺栓塞、心源性休克、恶性心律失常等疾病的生存率和预后。推动高级胸痛中心规范化、标准化和智能化建设不仅是医疗质量提升的客观需求，更是降低重症胸痛患者死亡率、改善其长期预后的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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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静主任简介：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冠心病重症监护病区（CCU）主任，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心脏重症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心脏重症分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医学会起搏与电生理学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分会副会长，河南省健康管理学会心血管健康管理专科分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卒中学会心血管内科分会心脏重症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河南省心电学会名誉副会长，河南省全民健康促进会常务委员，河南省中西结合学会委员，河南省保健委员会干部保健会诊专家，《中华心力衰竭和心肌病杂志》编委。主要研究方向心血管内科急危重症的监护、检测与救治，各种缓慢及快速性心律失常的诊断及治疗，长期致力于顽固性高血压病、冠心病、顽固性心绞痛、顽固性心衰、风湿性心脏病、重症心肌炎、心肌病等的诊断与治疗。在国内外知名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供稿：张静

编辑：吴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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